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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华创新药物中国总裁张颖：中国医药市场潜力巨大******
【跨国企业在中国】
编者按： 走进在华跨国企业，听外企老总谈“中国式现代化机遇”、释“经济全球化之道”。中新网11月18日电 题：诺华创新药物中国总裁张颖：中国医药市场潜力巨大
中新财经记者 张尼 宫宏宇
“自中国开启药品医疗审评审批制度改革之后，新药获批明显提速。”诺华创新药物中国总裁张颖日前接受中新财经专访时表示。
她强调，诺华是中国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的受益者，预计五年内将在中国提交50项新药及新适应症注册申请，并计划2024年实现超过90%的中国新药注册与全球同步。
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财经：2021年诺华销售收入达到516.26亿美元，同比增长6%，其中中国市场销售收入30.52亿美元，同比增长18%，占到了诺华全球总收入的6%。您如何看待中国市场对于诺华的战略意义？
张颖：中国医药市场潜力巨大，目前已成为全球第二大市场，但依然还有许多未满足的医疗需求。以心血管为例，中国约有3.3亿现有患者，其中高血压患者多达2.45亿。诺华是最早进入中国的跨国医药企业之一，从生产、研发到商业运营，全面布局中国市场。我们不断聚焦重大和高发疾病领域，为中国患者提供高价值的创新药物，应对他们不断增长的医疗需求。目前，中国已成为诺华全球增长最快的市场之一。
中国市场一大特点是韧性。新冠肺炎疫情给整个社会包括医药行业带来了不少影响，但我们看到市场已经开始复苏。诺华面对变化和挑战也及时调整，积极应对，今年前三个季度，中国区业务在努力之下仍实现了增长。
中新财经：每年的中国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都备受关注。今年，诺华是医保谈判申报药品颇多的企业之一，为何诺华近年来一直积极参与医保谈判？
张颖：医保谈判常态化，是国家医疗改革的重大举措之一。诺华长期以来积极参加国家医保谈判，让更多患者受益于我们高价值的创新药，这也是我们不断扩展医药可及性努力的一部分，和我们的企业使命高度契合。
自2017年以来，诺华已有超过30款创新药物被纳入中国国家医保目录。2021年，诺华有6款医保目录内产品成功续约，1款新药以及2种新适应症经谈判纳入医保目录。
近年来，诺华不断加快将创新药引入中国的步伐。仅在2015年至2021年期间，我们就有超过35款创新药和新适应症在中国获批。我们也深知，任何创新药物，只有让有需要的患者用得上，才能体现其最大价值。未来，我们将继续积极参与医保谈判，并探索多元的支付和多渠道创新方式，拓展医药可及性，让这些创新药造福更多患者。
中新财经：2015年至2021年，诺华有超过35款药物或适应症在中国获批。诺华在中国的战略重点也是不断加快引入创新药的步伐，这是出于何种考虑？
张颖：自中国开启药品医疗审评审批制度改革之后，新药获批明显提速。以2021年为例，全年审评通过47个创新药，是2016年的近5倍。
诺华是中国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的受益者。在新药审批不断加快的环境下，我们顺势而为，持续以创新驱动我们的业务，并进一步聚焦核心治疗领域，加快在中国的新药注册申请。自1987年以来，我们有近90款新药及适应症在中国获批。其中有超过35款是在2015年至2021年期间获批的，包括可善挺等重磅药物。
创新本身也是诺华的主要竞争优势。除了聚焦重大高发疾病领域的现有产品线以外，我们也拥有行业最具竞争力的未来产品线之一。我们预计五年内在中国提交50项新药及新适应症注册申请，并计划2024年实现超过90%的中国新药注册与全球同步。
加快创新药的引入、造福中国患者是诺华践行企业使命的一部分，也是我们对中国的承诺。目前，我们也积极与包括博鳌和大湾区在内的各方携手合作，不断探索加快引入创新药物的各类创新方式。
中新财经：中国药企近年来也在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加快仿制药研发，诺华对此怎么看？
张颖：在全球医药行业中，诺华一直是研发投入最多的企业之一，创新始终是诺华的发展基石。2021年，诺华的研发投入达95亿美元，占营收比例超过18%。
在我看来，创新药和仿制药不是你有我无的竞争关系，而应该是共同促进药物健康可及性的上下游关系。原研药经过多年投入和研发后上市推广并得到专利保护，在专利到期后，仿制药的推出和上市则可进一步促进公共健康，同时也与保护原研药企的积极性实现平衡。
医药研发和创新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只有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才能真正释放医药创新的活力，促进行业的长久和可持续发展，最终为患者造福，提升国民整体健康。
中新财经：在国家药品集采和医保谈判不断推进的大背景下，您如何看待诺华在中国的发展前景？
张颖：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医药市场，2021年医疗费用占全球的比重已经达到11.9%，2021-2026年复合增长率将达到3.8%。
未来10年内，中国将是诺华发展的关键市场之一，我们对中国充满信心。我们将聚焦心血管、免疫、肿瘤、中枢神经、眼科等中国疾病负担重且诺华具有独特优势的领域，带来高价值的创新药物和治疗方案。
我们正在不断加快创新产品在中国的注册申请、上市和早期准入。今年1-10月，诺华已有7个新产品及适应症(包括新剂型)获批。另外通过“先行先试”等创新举措，诺华已有6款海外创新特药登陆海南博鳌乐城，5款药品登陆粤港澳大湾区。
我们也认为，在获得高价值药物的同时，提升诊疗水平，让有需要的患者获得标准化和高质量的治疗同等重要。为此，我们与国内多家医院和医疗机构合作，共建重点疾病规范化诊疗体系。
同时，我们也继续不断扩展医药可及性，通过医保、商保多元的支付组合和渠道拓展等各种方式，与政府和全行业一道，让创新药物惠及更多患者。(完)
东西问·中外对话 | 对于中国，“气候经济学之父”这样赞“碳”****** 对于中国，“气候经济学之父”这样赞“碳” 刘亮 当前，全球极端天气现象频发，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最新报告显示采取气候行动刻不容缓；新冠疫情冲击更加大了中低收入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难度。面对日趋紧迫的气候变化问题，全球气候治理如何破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如何增信释疑，更好地携手合作？为什么说“双碳目标”的提出进一步彰显了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中国担当？ 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近日邀请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尼古拉斯·斯特恩勋爵(Lord Nicholas Stern)与中新社记者刘亮就全球气候治理相关话题展开对话。  图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尼古拉斯·斯特恩勋爵(Lord Nicholas Stern)。本人供图尼古拉斯·斯特恩是“从经济学角度看气候变化”的第一人，被誉为“气候经济学之父”。 斯特恩指出，新冠疫情大流行表明，每个国家都面临着传染病、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威胁，每个国家都应该认识到人类所面临的风险。为更好应对气候变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需要加大合作和行动力度。同时，发达国家要尽快兑现其在气候资金上的承诺。 谈及近年来中国的气候治理行动，斯特恩认为，中国在持续加大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力度。“双碳”目标的提出则让中国迎来进一步展现气候治理担当的好时机。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刘亮：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是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基石。在您看来，各缔约方在气候治理问题上遵循这一原则的重要性何在？ 斯特恩：针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1992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明确指出，发达国家应该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因为自工业革命以来，它们对很大一部分的温室气体累积排放负有历史责任，并且也有资金可用于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我们应该意识到，要实现净零排放并防止全球进一步变暖，所有国家——无论富裕还是贫穷，都需要采取强有力的行动。 需要注意的是，所有国家都将从可持续、有包容性和有弹性的经济转型过程中受益。尽管在最初的框架中，绿色发展被视为一种成本更昂贵的发展模式，但如今，情况已明显有所改善。 刘亮：气候资金是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的“硬骨头”。此前，发达国家承诺到2020年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但目前距第一笔气候资金仍有较大缺口。您如何看待这一情况？如何更好地完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气候资金供资机制？ 斯特恩：富裕国家未能履行到2020年对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支持增加到1000亿美元的集体承诺，这是一种背信行为，应尽快纠正。加拿大和德国政府在COP26(《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简称COP)之前制定的交付计划表明，1000亿美元的目标应在2022年或2023年实现。但同样重要的是，较富裕国家当下应与较贫穷国家合作，大幅提升可持续发展领域的投资水平。要做到这点，各方需要更进一步关注融资的组成结构，为投资创造环境，这些将有助于推动发达国家在未来几年更好地兑现其承诺。 刘亮：《巴黎协定》要求建立国家自定贡献(INDC)机制。但目前弥合INDC与温控目标之间的差距仍是谈判的难点。INDC会否动摇UNFCCC“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基石？在您看来，如何更好地弥合二者间的差距？ 斯特恩：《巴黎协定》承诺，所有国家共同将全球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努力将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并在本世纪下半叶实现全球净零排放。同时，科学研究也表明，将温控目标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对气候问题很关键。但目前的“国家自主贡献”与这些目标并不一致，所有国家需要共同努力，进一步彰显承诺的雄心。 刘亮：从《京都议定书》到《巴黎协定》，全球气候治理问题取得里程碑式的突破。在此过程中，中国也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在您看来，中国过去和现在在气候治理问题上的表现有何不同？这种身份的转变意味着什么？ 斯特恩：中国在持续加大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力度，尤其在过去几年，中国作出不少承诺。如承诺在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并停止为其他国家的燃煤发电站提供资金等。与此同时，中国的作为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起到的榜样作用也至关重要。 当前，中国迎来了进一步展现自己气候治理担当的好时机。如果中国能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这将使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变得更容易，也将给中国和世界都带来好处。
刘亮：随着中国“双碳”目标的提出，外界有声音担心地方为了降能耗采取限产等激进措施，进而影响经济稳定增长。对此您如何看？ 斯特恩：“双碳”目标的提出有助于中国实现可持续、包容性和弹性的经济增长。 低碳发展和经济发展并不矛盾。追求低碳目标可以以更强、更好的方式推动经济发展。然而，向零碳和气候适应型经济的转型确实需要妥善的管理，确保在转型过程中，要较为公平地处理富人和穷人之间，消费者、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例如，高碳企业的工人需要接受再培训，并重新分配到新的机构或单位工作等。 能源转型可以推动经济发展和增长，并提供新的发展机遇和就业机会。同时，清洁技术的投资和零碳转型的加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机遇，将进一步提高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力。 刘亮：目前距《巴黎协定》的签署已过去5年。面对疫情的暴发，您对气候变化问题是否有不同的看法？后疫情时代，气候治理有哪些问题值得关注？ 斯特恩：在过去六年中，气候变化的影响越来越大，并日益影响我们的周遭环境。 我认为，许多国家现在可以看到更可持续、更具包容性和弹性的经济发展和增长模式的吸引力。这场疫情大流行表明，每个国家都面临着传染病、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威胁。每个国家都应该认识到我们所面临的风险，以及为了走上更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道路，我们迫切需要扩大相关领域的投资规模。 从投资角度上看，目前，疫后经济复苏的投资是我们实现可持续、有韧性和包容性增长需要的投资方向。 刘亮：去年，COP26已在英国格拉斯哥落下帷幕。您如何评价此次大会取得的进展？这对今年的COP27大会又意味着什么？ 斯特恩：COP26取得了许多重大进展，包括中美两国就气候行动合作发表联合声明等。 但我们也知道，提交给COP26的经修订的国家自主贡献与《巴黎协定》的目标仍有差距，富裕国家也未能兑现到2020年每年筹集1000亿美元支持发展中国家气候行动的承诺。 COP26取得的进展应促使各国在2022年底前提交更强有力的减排承诺，并共同制定一项新的气候融资计划，为未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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